关于抗战的历史故事
刘清泽：1930年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市大刘庄村。 1943年参加八路军，被编入敌后武工队，扒铁路、炸桥梁，令鬼子魂飞丧胆。 参加了高川镇战役，泊头、西国头、铁罗庄子大战役，玉龙庄青纱帐战役等十多次大小战役。 荣立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 抗战胜利60周年感言：“我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幸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 一直想着我们，谢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本报记者郭亮摄 13岁加入敌后武工队 1939年，我9岁，日本鬼子打进了冀中平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人们东躲 *** 。 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也不得不辍学了。 但是，华北人民没有被日军暴行吓倒，在吕正操将军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地道战、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搅得鬼子不得安宁。 在三个当八路军的哥哥的影响下，1943年7月2日，刚满13周岁的我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敌后武工队。 1944年10月，为了切断日军的运输线，上级派我所在的班去炸掉架在三虎庄村头的铁路桥。 这条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水很深、水流很急，桥边四周有3个敌人的哨卡。 炸桥需要一个人从河里偷偷地游过去，当时班里11名战士，会水的没几个，战友崔国东因为水性好，被班长派去炸桥，可还没到桥边，就被敌人发现了，雨点般的子弹扫射过来，崔国东牺牲了。 我从小在河边长大，潜在水里十五六分钟没问题，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我。 我托着25公斤重的炸药，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河，正是初冬，天上下着小雪，水里冷得像针在刺骨头，游到桥中间，我感觉快支持不住了，迅速攀上桥墩，把炸药塞进去，点燃了导火索，然后又迅速游回来，没几分钟，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大桥飞上了天，我安然无恙，为此上级给我记了二等功。 欢欢唱唱 | 2009-11-25 20:53:22 北平被日寇侵占后，京西一带便成了鬼子的根据地，但在永定河西岸的老八区(当时属宛平县)，活跃着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人数虽不多，根据地在斋堂、灵水地区，活动范围却达到了永定河边的坝房子、稻地和侯庄子一带。 小小的游击队在当时可是做了不少大事。 队员们乔装打扮到河东探听日寇的动向，与麻峪村韩×、王×有过联系，同时，了解到麻峪桥梁小学的刘静轩老师是八区人，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针对鬼子搞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有意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侵略宣传，游击队展开反日宣传，编印揭露敌人侵略阴谋的宣传品，请刘老师帮助刻印，那个时候，刘老师都等夜深人静，在昏暗的油灯下以刻印测验试卷为掩护，刻印宣传品。 这些宣传品再由游击队员秘密取走，分发到老百姓手中。 当时，敌寇在麻峪修碉堡，小小游击队 还教大家巧妙地跟鬼子斗争，“出工不出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干活时，村民们都在磨洋工，游击队的宣传作用又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抗战小故事。 游击队巧捉鬼子官 在麻峪村东西两个碉堡修好后，虽然日夜有鬼子兵站岗放哨，但也阻挡不住在村民们掩护下的游击队河东河西自由地往来。 日寇在其既有武装驻防，又搞了“连环保甲制”的情况下认为万无一失，便在永定河东一些村子随便出行。 孰不知在抗日情绪高涨的村庄里，老百姓、游击队已成一家，同时下地干活，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 一天下午(大圈儿)一名叫菊本的军曹和一个叫白连碧的特务从河边碉堡下来，去了保公所，村民看见了立刻通知了正在麻峪村工作的游击队长杜钢和队员李英。 两人迅速背上背筐，带上除草的小薅锄，化妆成农民，尾随敌人其后。 当鬼子和特务走到麻峪南“武道庙”时，杜钢队长从后面用没把的小薅锄顶住了鬼子菊本的腰，令其举手缴械，李英同志健步飞奔过去下了特务白连碧的手枪。 抓住鬼子和特务后，将他们押在村中的进步户中。 第二天，在过河干活的人群掩护下，把敌人押送到河西游击队根据地。 事过两天鬼子发觉菊本和白连碧失踪，便派兵到各村寻找，他们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询问，人人都说“不认识，也没看见有一个日本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无可奈何的日本鬼子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了
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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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有么?
解析:
1 林炳煌：与日机“拼刺刀”
84岁的林炳煌昨天在会场上格外引人注目。在他的西装上，佩戴着大大小小14枚勋章，他是香港目前唯一健在的“飞虎队”队员。在抗战期间，林炳煌驾驶的战机与日军作战89次，杀敌近200人。
林炳煌小时候在菲律宾长大，1938年，17岁的他瞒着父母与两位同学偷偷回国，来到昆明空军学校学习飞行，准备投身抗日战争。1941年，林炳煌被送往美国西点军校受训，并于1943年回昆明，加入“飞虎队”。
他屡屡与日机在空中“拼刺刀”。“一次，我军数架战机与敌机在空中激战，最后只剩下我和另一架日机‘决一死战’，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与日机从6万英尺的高空一直打到低空，最终日军的飞机被我击中，撞山而亡。”而他驾驶的飞机也曾被敌人击中7次，幸而每次都得以脱险。
2 “八百壮士”有后人
在会场上，我们巧遇淞沪抗战时期“八百壮士”的后人——来自台湾的上官百成和女儿上官融欣。上官百成的父亲上官志标，是“八百壮士”之一，是团长谢晋元的主要助手。
上官百成向记者展示了父亲留下来的遗物——一条带有血迹的裤子。1937年10月25日，与日军激战两月后，中国军队在宝山大场的防线被突破。数十万大军西撤，524团团长谢晋元率该团一营，留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军数万人，毙敌200余。后“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但日军仍不死心，派刺客刺杀谢晋元，上官志标赶去救团长，也被刺6刀，其中一刀刺穿裤腰，这条带有血迹的裤子就是当年背负遇刺的团长时穿在他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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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当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之际，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一位高僧，他秉“扶弱惩恶，普渡众生”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义，率领全国佛教界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表现出一个杰出佛教徒的大德高行。他就是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圆瑛法师。
佛经说，菩萨云游四海，普渡众生于水火苦难之中。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置中国人民于巨大的战火苦难之中。对此，圆瑛法师对身边的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 *** 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
芦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 *** 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指僧侣救护队，笔者注）
圆瑛法师的正义行为，当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于圆瑛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
软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狰狞面目，1939年农历9月初一，时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法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法师已进入无我境界，他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法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
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怀家国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他不因自己无守土之责而超然物外，挺身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行和无私无畏的事迹，将永载在中国抗战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