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是如何阐述他们的目标的？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是怎么说的？
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再打击他们。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为此，罗斯福总统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火。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18岁到65岁的男子。从20岁到44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6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3100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1000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志愿入伍。到1945年，陆军约有820万人，其中2／3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390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25万人。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数十万青年妇女也毅然从军，她们在海陆空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大大减轻了男子的非战斗任务，提高了战斗力。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匾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当罗斯福向国会宣读这一振奋人心的计划时，他说：“这些数字以及生产许许多多其他武器的类似数字，是向日本和纳粹稍微提示一下：他们袭击珍珠港到底得到了什么！”国会报之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罗斯福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人，而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痼疾。”总统说：“我们的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罗斯福说，“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清醒、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罗斯福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说，在珍珠港事件后，在人心动荡恐惧的情况下，为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鲜艳的一笔。
请问什么是美国总统国情咨文?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应不时向国会提供一些有关国家现状的信息，并向国会提出那些他认为是必要和迫切措施的建议，以供国会考虑。” 华盛顿总统于1790年1月8日在其“年度信息”中首次进行了这样的讲演。 第三任杰佛逊总统废除了向国会发表讲演的华丽安排，称这样的讲演为“来自皇帝宝座的讲演”。他改用书面方式向国会传达信息，这一作法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威尔逊总统开始采用由总统本人向国会发表讲演的作法。他说：“总统读自己的信息的能力可能要强于一般的工作人员。” 1945年，年度信息被正式称作国情咨文讲演。 约翰逊总统将国情咨文讲演的时间由中午调整为晚上，以吸引更多的电视观众。 由于“挑战者”航天飞机于1986年爆炸，国情咨文讲演首次被推迟。 在有关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被披露数天后，克林顿总统向国会发表了他1998年的国情咨文。在接下来的一年，他成为首位向正在考虑是否弹劾他总统职务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总统。 布什总统今年用其白宫网站来为美国人提供他准备国情咨文的幕后情况，网站还提供了讨论国情咨文讲演内阁会谈的录像资料。 更多历史介绍： 发表国情咨文的传统可被追溯到1790年。那一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按宪法要求，发表了当时被称作“年度咨文”(Annual Message)的报告。宪法第二条第三节规定，总统“应不时向国会报告国情，并将他认为必要和适宜的方案提交国会审议”。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在他的《总统的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ts)一书中写道，这段“针对美国总统的平常的文字，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变成总统驾驭与国会关系的一个基本手段和发挥国家领导作用的有力方式”。 华盛顿及其继任约翰·亚当斯是按照独立前在英国国王统治时期的方式，通过盛大隆重的礼仪亲自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但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感到这种过份的排场与新生的民主共和国极不相称。他讥讽地称这种做法为“御座上的演说”，并以呈送书面咨文的形式取代亲自演说。杰斐逊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此后100多年期间，年度咨文都以书面形式送交国会，而不是由总统宣读。 在最初几十年，国情咨文大多是总统想要国会通过的长串议案清单，通常反映出时代的主旋律和建设年轻共和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直到内战 (1861-1865年)之前，国情咨文往往涉及来自内部的对联邦的威胁，即建国先辈们的一个主要担忧。韦恩·菲尔茨(Wayne Fields)在他富有影响力的《妙语相连：总统雄辩史》(Union of Words: A History of Presidential Eloquence)一书中写道，在这一时期，年度报告“当然主要都是关注联邦关系如何脆弱的问题”。 此外，年度报告也涉及国际局势和美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半球的地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詹姆斯·门罗总统1823年送交国会的反对欧洲干涉美洲国家事务的年度咨文。门罗在其咨文中直接针对当年欧洲列强写道：“因此，出于诚恳和本着美国与列强之间业已存在的和睦关系，我们必须宣布我们将把列强将其制度延及本半球任何地区的任何企图视为对我们的安宁与安全的威胁。” 在此后几十年中，历届总统常常通过援引门罗主义，显示美国要让本半球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决心。 在大动荡时期，有些总统借助国情咨文阐述自己对当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的看法和未来前进的方向。他们的演说所针对的不仅是国会议员，而且也是全体国民，是整个世界，有时甚至是历史时代。在内战这个对国家本身的生死存亡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威胁的时刻，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写下了也许是冠所有总统咨文之首的最雄辩、最令人难忘的年度咨文。 林肯总统于1862年12月1日发表咨文时，国情显然不佳，内战仍然胜负难卜，南方邦联反叛势力的失败还远未成为定局。但是，林肯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他以自己典型的风格直切正席卷整个国家的这场斗争的核心，向全体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阐明了人们所必须做出的根本抉择。他写道： “平静的旧日的信条已不适用于天翻地覆的今天。今天的局势危难重重，而我们必须肩负起历史的使命。面对前所未有的局势，我们必须有新思维、新行动。我们必须解放自己，而后解救国家。同胞们，我们不能逃避历史。我们，本届国会和本届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被载入史册。” 他接着写道：“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 —— 我们所给予和保留的同样光明磊落。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其它的手段也许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一手段不会失败。这条道路是明了、和平、宽大和正义的，遵循它，必将获得世界永久的赞赏和上帝永恒的祝福。”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这是“所有最雄辩的年度咨文之巅……深刻而灿烂"。 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恢复了100多年前由华盛顿和亚当斯率先开始的总统亲自发表国情咨文的做法。他俏皮地说，“由总统宣读自己的咨文很可能要比由一名办事员读得好得多”。 这位以倡导国际联盟 —— 联合国前身组织 —— 著称的双任总统利用这一机会发表了主要集中讨论国内政策的议题广泛的演说。威尔逊亲自宣读国情咨文的决定具有先见之明。当时，美国正处于电子大众媒体革命前夕，很快，广播和二战后出现的电视就将总统带入了美国百姓之家。虽然多数美国人没有听到威尔逊的声音，但是他的形象通过无声新闻片变得家喻户晓。 随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2年当选总统，美国人也将习惯于从广播里听到总统的声音，在新闻片中看到 —— 此时也能听到 —— 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的年度咨文是他最经久不衰的演说之一。面对欧洲熊熊战火，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他说：“我们追求安全的未来，在那时我们期待有一个建立在四项基本自由基础上的世界。第一是普天下言论和表达自由。第二是普天下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普天下……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项是普天下……没有恐惧的自由。” 在同年12月7日突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在国会两院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向日本宣战。 1945年，年度咨文开始被正式称为国情咨文。随着二战结束后电视机和收音机销售量的激增，国情咨文即将成为不仅广播而且电视的一个固定内容。林登·约翰逊总统认识到电视向广大民众传递总统信息的巨大效力，因此把历来在午间发表的国情咨文改为在晚间电视高收视时段发表。 约翰逊在当年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时说：“现在，1965年，我们的国家开始一项新探索。”他详细全面阐述了被称为“伟大社会”的国内改革纲领，即一个消除贫困和使所有美国人的民权都得到保护的社会。虽然多数历史学家并不认为他的报告言辞雄辩，但报告反映出约翰逊的全面构想及主导当时美国社会的自由化气息。他的演说继承了美国一代人的进步主张 ——从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到60年代初约翰·F·肯尼迪的“新边疆”。 罗纳德·里根于1982年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则指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里根在这个演说中详细阐述了勿庸置疑的保守派施政方针，不仅使之指导内政，而且主导外交。他说：“在州和地方社区选民的权力被剥夺长达总共50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把这些权力和资源交还给他们。” 里根对联邦政府在美国政体中的有限权力做出新的诠释，这一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连观点与里根大相径庭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他的一篇国情咨文中也曾发出过如下名言：“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里根在1982年国情咨文中以大部份篇幅阐述的是国内政策，但他并没有忽视对外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他说：“在过去10年中，虽然我们力求通过克制和通融政策调和苏联的力量，但苏联人却毫不松懈地增强军力。为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展开一项重大计划以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 他接着说，“认清苏维埃帝国的本质是一个出发点”。 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国情咨文的电视转播，特别是移到晚间黄金时间转播，改变了国情咨文的根本性质。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政治学家保罗．C·莱特 (Paul C. Light)说：“随着听众范围从华盛顿环城公路内扩展到环城公路外，国情咨文已从时常是空洞的政策演说演变成一项重大的游说宣传，可以这么说，国情咨文的主要听众如今是美国选民和更广泛的海外听众，而不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