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朝为何频繁的迁都呢？
导致商朝一度频繁迁都主要是由商朝内部矛盾所致。商朝的起源与建立商朝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帝舜时期。古时候黄河总是泛滥成灾，为此帝舜派出了禹前去治水，当时与禹一同进行治水的还有契。后来经过长达十三年的治理，黄河水患终于得到消除，所以禹与契都得到了封赏。其中契受封于商邑（今商丘），故而之后由他所创建的部落便以“商”为名。而禹则在得到帝舜的禅位之后建立了夏朝，这之后商便一直作为夏朝的方国存在。身为契六世孙的王亥在继位之后成功驯服了牛，从而使得商国的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此外，王亥在位期间商国还开始了以物换物的商贸往来，商国的商业水平也因此得到提高。经由这一时期的发展，商国实力大增。待发展至夏朝末年，商国已经演变为实力强盛的一个方国。与之相反的是，夏朝的统治却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混乱。商汤即位之后他所施行的轻赋薄敛、布德施惠等举措则进一步促进了商国的发展。商国的蓬勃发展很快便引起了夏朝君主夏桀的关注，为阻止商国进一步壮大，夏桀还将商汤给囚禁了起来。然而纵然如此依旧阻挡不了商国的崛起，待商汤脱困之后他开始正式兴兵伐桀。最后夏桀兵败被杀，夏朝被商朝所取代。商朝国都频繁变更商汤灭亡夏朝之后于毫（今商丘）建立商朝，也就是商朝建立初期的都城为商丘。等到了第十任君主仲丁即位之后，商朝都城被下令迁移到了嚣（今郑州）。仲丁之所以下令迁都是因为当时生活在东南一带的夷族迅速兴起，给商王朝的统治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而在仲丁之后，商王朝都城又多次变更。先是第十二任君主河亶甲时期，他为缓和王室矛盾而下令将相（今安阳）定为新都城。继河亶甲之后即位的祖乙则是先将都城迁移至耿（今河津），后又迁都至邢（今邢台），接着又迁都至庇（今邢台广宗）。致使祖乙一再更换都城的缘由是黄河水患。身为商朝第十七任君主的南庚即位之后，又将都城自庇迁移至奄（今曲阜）。奄这一都城一直使用到第十九任商朝君主盘庚时期，待盘庚即位之后他便将都城迁回到了毫（今商丘）。盘庚本想借此次迁都改善商朝的衰落之势，但是迁都之后却见效甚微。于是盘庚又一次迁都，此次迁都后的新都城为殷（今安阳小屯村）。迁都至殷之后商朝内部矛盾得到缓解，国力也开始逐渐恢复，都城也因此不再频繁变更。
古地图的商朝地图
商朝：（约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商王朝由部落首领汤建立。一开始定都毫（今河地商丘），后盘庚在位时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亦叫殷商。商朝的势力范围 商朝的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省西部，东北达到辽宁省，南至江南一带（不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大国，但主要治理区域还是中原一带。始都亳，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被称为殷。《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先商时期，商族为夏后氏的诸侯，商族首领称作“商侯”有封地七十至一百里。远古时代，中原的华夏民族与外族部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晚商的北界在易水流域，西达太行山麓，西南界在沁水流域，南界在商丘之南，东界在曲阜之西。都城称作“邑”或“商邑”，其外七十至一百里内属于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称作“蒿”（郊）、“鄙”、“奠”（甸）。邑、郊、鄙、甸此四地相当于商王朝的王畿地区，在《尚书·酒诰》中称为“内服”
商朝为什么要多次迁都？
商朝为什么要多次迁都？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度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都是受定都思维的危害，以前没有固定首都的概念，隋朝也是多个首都，辽朝也是多个首都，元朝也是多个首都。说明商朝不是以农耕为经济主体，政权是部落轮流执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