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烈士写的诗歌
可爱的中国 自由 咏竹 红心向党。1934年11月初，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为掩护中央红军转移，方志敏带领部队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苦战七昼夜后，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怀玉山被捕。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临刑前，他留下遗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摘要】
方志敏烈士写的诗歌【提问】
可爱的中国 自由 咏竹 红心向党。1934年11月初，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为掩护中央红军转移，方志敏带领部队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苦战七昼夜后，于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怀玉山被捕。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临刑前，他留下遗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回答】
方志敏烈士写的诗歌
方志敏始终拒绝投降，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纸笔，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摘要】方志敏烈士写的诗歌【提问】方志敏始终拒绝投降，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纸笔，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回答】方志敏《清贫》原文阅读《清贫》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1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间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回答】方志敏的狱中遗稿：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这是1935年5月，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散文《可爱的中国》中的词句。直到现在，人们都会经常引用这些词句。【回答】【回答】【回答】【回答】
李大钊在狱中做了什么？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大钊同志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反动军阀竟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义忿，悍然下令于4月28日用绞刑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当时，在绞架面前，大钊同志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宣传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真理，然后从容就义。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父母早亡，跟随祖父长大。1913年，他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他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新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一年，年青的毛泽东和李大钊结识了。他们在北大红楼，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他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编辑《新青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0年2月，他同邓中夏一起，在北京大学里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任中共北方区党委书记，后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作用。1924年代表中共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领导了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示威运动。
他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团结广大群众，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他成了军阀、反动派的眼中钉。1927年4月6日反动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残酷的刑罚，他的全部指甲都被凶狠残暴的敌人拔掉了。但是，他始终没说一句有损于党的荣誉、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话，没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杀害李大钊，中国反动派第一次使用了从帝国主义国家买来的绞架。李大钊昂首走上绞架，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他说：“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敌人丧心病狂地折磨李大钊、绞刑竟用了四十分钟之久。
李大钊同志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
1927年，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兵进关，占领河北、山东等地，以武力威胁正在胜利北阀的国民革命军，还下令通缉在北京坚持革命斗争的李大钊同志，但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北京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4月9日被张作霖逮捕，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继续领导党的工作，4月28日被敌人绞死。 1957年12月13日，杀害李大钊、胡也频等革命烈士的反革命罪犯王振南，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王振南1927年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三十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谢光沛等十人徒刑，致李大钊等先烈于同年4月28日壮烈牺牲。
1931年，王振南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 )、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最后邝等都被处死刑。1933年，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被起诉到伪法院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3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
王振南在解放前的三十五年中，在反动的司法界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人之多，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
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解放后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人民政府在1955年12月依法将他逮捕后，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 3日举行了有六百五十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狱中的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留下了两份珍贵的文献资料--《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狱中供词》是李大钊被敌人审问时的回答，而《狱中自述》则是他以书面形式向敌人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钊以国民党人自称，从未谈及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为何要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自述呢?
这还需要从李大钊被捕前的工作谈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一直在北京负责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工作。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方式正式开始，李大钊按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加入国民党，担负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责任。此后，他领导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党组织，充分利用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各界群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了北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统治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配合了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因此，北洋政府一直视李大钊为“心腹大患”。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紧急下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通缉李大钊。形势危急，李大钊考虑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坚持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并于1926年3月底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进行迫害。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就连一些主张进步的报纸主编，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也都被残酷枪杀。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李大钊不顾生命危险，秘密开展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自1926年“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国民党员也由两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同时，李大钊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JP〗蒙古、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惴惴不安，逐步联合起来进行干涉。1927年4月6日，在获得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兵闯进苏联驻华使馆，实行蓄谋已久的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四方。
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李大钊在生死抉择面前，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的组织再次遭受破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鉴于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如果李大钊在狱中明确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考虑到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在拉拢国民党这层关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敌周旋，则可以在最大限度内保护被捕同志。所以，李大钊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这是正确运用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从《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无论是敌人动用酷刑，还是威逼利诱，都没有动摇李大钊维护革命利益的坚定意志，都没有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利益的话。这一点，就连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在《狱中供词》中，他明确说“我在(国民党)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委员”、“我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国民党)北方首领只我一人”。在《狱中自述》中，他介绍了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经过。经过慎重考虑，还谈了一些国民党众所周知的情况。此外，为了迷惑敌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还写了一些假情况，例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事实证明，李大钊以其国民党人身份在狱中与敌周旋的立场、做法，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表现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还借国民党人的身份申明共产党人的一些“目的”和“主张”。例如，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说：“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又如，他在《狱中供词》中阐述道：“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LL〗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我是国民党左派，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紧接着就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完成即促进世界革命”等。处此危难时刻，李大钊依然坚定地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在狱中的22天里，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及家事从不提及，却希望敌人对于被捕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为了使党组织不再遭受损失，其他同志不再做出牺牲，他不同意北方铁路工人的劫狱计划，并向敌人说明这是谣言，不要轻信。他还希望敌人能够保存他平时搜集的书籍，以利文化。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秘密进行军法会审，以所谓“宣传赤化”、“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悍然对李大钊等20人宣判死刑。李大钊视死如归，首登刑架，神色不变，从容就义，时年38岁。对于李大钊的殉难，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的陈毅后来写诗缅怀称颂：“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
李大钊的《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充分显示了他身陷囹圄却心系党的事业，胸怀人民大众，志在民族解放的精神，展示了他坚贞不屈的崇高革命气节，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