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豆腐最好吃，是谁临终时说的话？
出自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也是生平仅见的装逼高手，我如果能死成这样，真叫一个死而无憾。。原文：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一九三五•五•二三）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 对于当时的情形，《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末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瞿秋白一边写诗，一边镇静地对旁边的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负责羁押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也就是现今见到的瞿秋白就义前的那幅珍贵的遗照：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宋希濂还为老师瞿秋白置办了酒席。据天津《大公报》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刑场。沿途瞿秋白手挟香烟，缓缓而行，而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刽子手从脑后开枪。[4]瞿秋白从容就义，年仅36岁，当日下午，瞿秋白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
如何评价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时瞿秋白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写的自己的内心情感以及对过去的缅怀，对自己不足的深深的悔意。瞿先生在生命临终前对自己进行了深深的剖析。 向人们展示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多重色彩的介于文人和革命领袖之间，在乡绅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间挣扎，在求索生命的意义旅途中孤独徘徊的瞿秋白。虽为“多余的话”，但却一点也不多余，他对自己的剖析引发了我们对生活无尽的思考。他对自己的生活过去整理的有条不紊，分析的头头是道，真真正正的了解自己，明白自己的生活意义。有多少人活到老都没有活明白，活的稀里糊涂，不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以及剖析，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端正态度。有时候我也经常在思考，人生都过去了四分之一了，感觉什么收获都没有，还过着被父母抚养的生活，想像国外，成年以后就要自己出去赚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满足自己一切的生活开销，真的是比人家差太多了，天天花着父母钱却没有成就，真是羞愧，应该早早对自己进行剖析，正确认识自己， 做该做的事情，以后才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身为一名大学生，不能放松自己，不能懈怠，以学业为重还要积极参加课外实践活动，为将来进入社会，更好的融入社会打好基础。
瞿秋白为什么要写《多余的话》？求答案
大约在1990 年，陆定一著文确认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而在这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瞿秋白《多余的话》全文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